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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与《资治通鉴》

来源: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 作者: 严文儒

  司马光从小喜欢史学。然而《左传》以下,战国时期尚有《战国策》等编年体的史书,自司马迁《史记》问世,他创立的纪传体史书倍受重视,被尊为“正史”,代有佳作,至宋初已有“十七史”之称。如果加上《新唐书》和《新五代史》,就是十九史了。这十九部正史记载了上自黄帝、下迄五代四千年左右的历史,累计1600余卷,三千余万字,可谓卷帙繁重。

  同时,纪传体以人物为主,同一事件往往分别记载在不同的记传或志文中,头绪繁杂,时间概念也不明确。这是纪传体史书之不足。一般人难以通读这些史书,更不要说封建君主了。要让君主能够观古知今,以史为鉴,编一部贯通古今的新史书的重担摆在了司马光面前。

  司马光把眼光从纪传体转向了编年体。与纪传体相比,编年体主线突出,脉络分明,文字简洁。于是,他依据《史记》,参以他书,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)三家分晋,下至秦二世三年(前207)秦朝灭亡,写成八卷,记载了两个世纪以来战国七雄盛衰兴亡事迹。英宗治平三年(1066),他以《通志》为名进奏。英宗很喜欢,要其续修八卷记载“历代君臣事迹”。司马光再次上奏时,《资治通鉴》的编修思想基本成熟了。他在奏章中写道:“窃见纪传之体,文字繁多,虽以衡门专学之士,往往读之不能周浃,况于帝王日有万机,必欲遍知前世得失,诚为不易。窃不自揆,常欲上自战国,下至五代,正史之外,旁采他书,凡关国家之盛衰,系生民之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,帝王所宜知者,略依《左氏春秋传》体,为编年一书,名曰《通志》,其余浮冗之文,悉删去不载,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。”

  元丰七年(1081)十一月,司马光在全书完成后在《进<资治通鉴>表》中又一次说:“每患迁、固以来,文字繁多,自布衣之士,读之不遍,况于人主日有万机,何暇周览。臣常不自揆,欲删削冗长,举撮机要,专取关国家兴衰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,为编年一书。”

  这两段文字,一个写于受命之初,一个写于完成之后,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。英宗对司马光的修史工作给于了极大的支持:以刘恕、赵君锡两位史学家为助手,允许其“自选辟官,属于崇文院,置局,许借龙图、天章阁、三馆(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)、秘阁书籍。赐以御书笔墨缯帛及御前钱,以供果饵。以内臣为承受。”并告诉司马光,书名不定,“俟书成,取旨赐名”。

  历史上奉旨修史有之,但由主编自己选人组成书局,实属少见。其他待遇也是“眷遇之荣,近臣莫及”。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,在以后的十九年的修史过程中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干扰,司马光都能坚持不懈,一意修史。尤其是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,不问政事,一意修史,确保了《资治通鉴》的撰修完成。

  治平四年,英宗病逝,神宗即位。这年十月,司马光为神宗讲读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,神宗听后称赞不已,觉得历史经验非常有利于国家治理,当场将此书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,并赐予序文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卷帙浩繁,如果没有周密计划,就难以做到细大不捐、繁简得体。司马光与他助手在编着过程中,严格按照编修丛目、长编、删改定稿这三个步骤进行,重大历史问题,司马光都认真研究,得出结论,才修入《通鉴》,从而保证了全书的质量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上起三家分晋,下迄赵宋代周,记载了周秦以下16朝、1362年史事,全书294卷,三百余万字。自问世以来,便受到极大的重视。朱熹曾说:“温公所言,如桑麻谷粟(《朱子语类》卷130)。”近代梁启超则评论司马光编纂的《资治通鉴》“繁简得宜,很有分寸,文章技术,不在司马迁之下”(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)。

  《资治通鉴》在史学上有如下几个特点:

一、史料充实,细大无遗

  《资治通鉴》历来以史料充实,细大无遗着称。司马光在《进<资治通鉴>表》中说自己“遍阅旧史,旁采小说,简牍盈积,浩如烟海。”南宋人高似孙曾对《资治通鉴》引用书籍作过统计,除正史外,引书222种。后人研究认为引书多达三百余种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说通鉴引书322种。《资治通鉴》向以取材广博,网罗宏富着称。其引用的史料有不少已经佚失,于是更加弥足珍贵。

二、辨异存真,考证精当

  编修史籍的材料来自不同方面。同一历史事件往往有不同的说法,辨异存真,是史籍编修者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早在春秋时期,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怀疑历史文献的真伪,认为殷纣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十恶不赦。孟子也曾说过“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”这样的话。有学者研究,司马光根据实录和杂史诸书指出《旧唐书》不妥之处378处,《新唐书》不妥之处197处,等等。司马光汇总这些成果,编写成《通鉴考异》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考史专着,书中所载的考证方法对后世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南宋时期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均采用司马光考异法订正史事,成为史学名着。清代乾嘉学派也以考据见长,其代表钱大昕《二十二史考异》、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、赵翼《二十二史札记》都是考据学的名着。

三、叙事平实,直书不隐

  一部优秀的史学着作,直书不隐是其基本特点。《资治通鉴》就是这样的一部史着。如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,杀死自己的亲哥哥太子建成和弟弟元吉,逼父亲李渊退位,自己当上皇帝。司马光并不为李世民是唐太宗而隐讳此事,认为李世民此为篡逆(事见《二程语录》卷二)。对汉武帝的过错,司马光在《通鉴》中也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:“孝武穷奢极欲,繁刑重敛,内侈宫室,外事四夷,信惑神怪,巡游无度,使百姓疲敝,起为盗贼,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。”但又指出汉武帝之所以能避免马上灭亡的原因,主要是因为其能“晚而改过,顾托得人”。司马光能客观记叙历史,对于奇节异行,不合情理之事,一概不取。如《史记》称苏秦合纵,“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”,司马光认为这是游谈之士的夸饰之辞。汉高祖欲废太子立赵王如意,张良请商山“四皓”来为太子羽翼,使高祖打消废太子的想法。司马光认为这种讲法不可靠,《通鉴》对这些说法一概不取。凡此种种,都显示了《资治通鉴》的平实文风,不以奇谈异闻夺人眼球。

四、因事立论,纵论古今

  史书有论,肇自《左传》“君子曰”,《史记》继之,有“太史公曰”。《资治通鉴》继承这一传统,因事立论,纵谈古今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首先引用前人之论,语有未尽,再以“臣光曰”补之。“臣光曰”最能表达司马光的思想观点,历来为研究司马光思想的学者所重视。《资治通鉴》的史论可分为两类:一类从儒家思想出发,阐发为君、为臣、为子之道;一类针对宋朝的政治现实,以古论今。如汉武帝太始三年(前94),皇子弗陵生,武帝命所生之门为尧母门。“臣光曰:为人君者,动静举措不可不慎。发于中必形于外,天下无不知之。当是时也,皇后、太子皆无恙,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,非名也。是以奸人逆探上意,知其奇爱少子,欲以为嗣,遂有危皇后、太子之心,卒成巫蛊之祸,悲夫!”这讲得就是为君之道不可不慎。又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),智伯被韩赵魏三家联手所灭:“臣光曰:智伯所亡也,才胜德也。夫才与德异,而世俗莫之能辨,通谓之贤,此其所以失人也。夫聪察强毅之谓才,正直中和之谓德。才者,德之资也;德者,才之帅也。才德全尽谓之圣人,才德兼亡谓之愚人,德胜才谓之君子,才胜德谓之小人。凡取人之术,苟不得圣人、君子而与之,与其得小人,不若得愚人。何则?君子挟才以为善,小人挟才以为恶。挟才以为善者,善无不至矣;挟才以为恶者,恶亦无不至矣。愚者虽欲为不善,智不能周,力不能胜,譬如乳狗搏人,人得而制之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,勇足以决其暴,是虎而翼者也,其为害岂不多哉!夫德者人之所严,严,敬也。而才者人之所爱。爱者易亲,严者易疏,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自古昔以来,国之乱臣,家之败子,才有馀而德不足,以至于颠覆者多矣,岂特智伯哉!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,又何失人之足患哉!”这是司马光针对当时政治形势而言的。

五、长于叙事,文字洗练

  善于叙事,文字简洁,语言生动传神是《资治通鉴》的又一长处。虽为史学名着,但读来却不枯燥乏味,许多篇章写得生动传神,情节引人入胜。如三家分晋、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淝水之战等等。

  此外,《资治通鉴》的版本与影响、《资治通鉴》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、《资治通鉴》的衍生书如《资治通鉴纪事本末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》,以及由《资治通鉴》研究形成的“通鉴学”等等,都值得有兴趣者继续研究。

  (作者严文儒系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人文系教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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